作者：Nick Szabo
引言
一位熟人帮了你一个忙。你该怎么报答他、同时加深关系？投资人要求检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但上面那些数字都是什么意思？它们真的可信吗？法官必须为原告所遭受的伤害裁定赔偿。如果可以补偿的话，多少的货币算是对原告所受伤害的公平补偿？
大大小小的人类关系和制度，从最友好的到最严厉的，都必须处理这个棘手的价值问题：我们如何能够根据（不一定可靠的）感觉系统的输入，从不想要的东西中安全地分辨出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如何能够知晓其他人想要的东西？货币（中文译本）、雇佣劳动、市场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制度，之所以是它们所呈现的样子，就是因为这种具体的形态解决了度量价值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是当前的会计危机的核心。
价值问题先天是主观的、个人化的。价值迥异于物理学、化学等领域的客观现象。社会发展出了企业和竞争市场这样的制度来设定价格、法律先例和司法程序来产生决断，等等。反过来，这些制度也常常依赖于回答第二个问题 —— 也正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 —— 如何能从我们观察到的表象安全地确定价值？我们将把 “征税” 作为这个度量问题的一个反面案例来考察。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聚焦于一种为度量价值而发展出来的特殊工具 —— 会计 —— 并论证它可能会如何变化，对我们的经济和服务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构成挑战。
经济关系
在 19 世纪，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完全竞争商品市场的理论（现在通常称之为 “新古典模型”）。举个例子，人们耳熟能详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就是从这套理论中来的。在理想的市场中，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会产生出一个价格，补偿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相关技能、同时满足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偏好。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制造这种商品所需的技能，以及对这种商品的偏好，两者的平衡构成了这种商品的价格 —— 于是我们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均衡来度量价值。一些现代市场，尤其是商品期货市场这样的众所周知的市场，将这种理想变成了现实。然而，许多其它制度，比如层级制的企业，以大相径庭的方式运作。而现代市场绝大多数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即使到了今天，绝大部分的经济关系，比如在企业内发生的关系，也与上述理想相去甚远。
在竞争市场中，一种商品跟另一种商品交换。（货币不过是一种格外有趣的商品）。为了让这个市场运作 —— 为了让价格能准确地沟通价值 —— 参与者首先必须能够度量相交换的两种商品的价值。实际上，参与者度量价值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将一种商品与另一种不那么经济的物品或服务区分开来；具体来说，参与者观察一种商品或者服务的特性、将观察到的东西与自己的个人偏好相对比，然后确保这个过程没有被狡猾的商人蒙骗。
竞争市场模型非常成功，以至于现代的经济学家都开始研究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制度 —— 例如企业 —— 然后追问为什么这些制度竟然会存在！他们回过头从非常清晰的竞争市场理论出发，解释其它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通常会通过财产权和当事人的合约来明确。这一个学派最常被称为 “交易费用” 经济学派，常常也叫 “新制度经济学” 或者 “产权学派”。交易费用的想法是由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杰出的后起之秀包括：Oliver Hart（哈特）、Oliver Williamson（威廉姆森）、Steve Cheung（张五常）、Yoram Barzel（巴泽尔）、Armen Alchian（阿尔钦）、Harold Demsetz（德姆赛茨）、Janet Landa、Robert Ellickson，等等。
通过比较多种多样的合约形式与理想的商品市场，并复用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许多相同的假设（理性自利个体、独特偏好以及独特技能），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其它的经济制度。现代的经济体包含了许多种类的商业制度，一端是等级森严的公司，另一端是自由竞争的商品市场，中间是许多不同的制度以及支撑它们的合约。
当某人决定开设一家新公司，而不是在一家已有的公司里充当雇员，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决定是一种 “投票”：这个经济体需要更多的市场关系、更少的 雇员-雇主 关系。相反，当一家企业收购另一家企业，就暗示着这个经济体需要更少的市场关系和更多的企业内关系。社会主义者看到了整合的趋势以及工业资本主义中的规模经济性（economies of scale in industrial capitalism），就认为世界上最后只会剩下一家超大企业，并决定应该由政府来运营这家企业。事实证明，这糟透了。另一些人则理想化了一个没有企业的世界 —— 每个人都是一个私人承包商、向另一个人售卖自己的服务。在许多行业，这也是行不通的。威廉姆森和其他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许多这样的形式，并得出了一些让竞争商品市场不那么完美、需要使用其它合约类型的理由。（在这里，“合约形式” 只是特定类型的商业关系的缩写 —— 雇佣、特许经营（franchise）、商品交易所，等等。参与者们使用的合约通常是对他们的关系的最正式也最完整的描述，同时也是定义这些关系的基本规则的 “安全协议”）。
这些经济学家已经找出了理想的商品交易的一些局促之处；这些局限性常常导致人们转而使用其它合约形式。
安全费用。其它类型的交易费用是由机会主义参与者带来的 —— 他们是自利的，但他们只会遵守合约的字面意思，而不必然会遵守一段关系的规则中的精神（不论这些规则来自法律、来自合约，亦或是非正式的）。安全费用则是由完全恶意的参与者产生的，或者说，是为了保护一段关系免受这样的恶意参与者的伤害 —— 他们可能会打破任何规则、使用暴力威胁，或者实施非法侵入、盗窃乃至暴力，只为了满足他们（唉，并不罕见的）强迫型偏好。
规则不完备。参与者难以预测在关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意外事件，因此无法用规则（比如合约中的条款）来防范他们所带来的影响。绝大部分的争议都会进入法庭，而且最有趣的新判例，都发生在进入一段关系的参与者没有充分预见未来、因此无法提前处理的情形中。
退出费用 以及/或者 专用于一段特定关系的投资。比如说，当你报了一个班要学习 Windows 系统或者 Word 软件，你就是投资了跟微软公司（Microsoft）的一段关系。另一个案例是修筑通往煤矿的铁路 —— 这条铁路（的效益）将取决于煤矿，而煤矿运营者也依赖于铁路来运送他的煤炭。第三个例子是工厂车间的布局，将一台机器的成果运送到另一台机器去。最常见的例子是跟某一种工作形成了关系、学习了专门技能的雇员。在这类具有高投资或者说高退出费用的关系中，没有良好的合约保障，你最终可能会困在一段糟糕的关系中 —— 即使关系恶化、别人欺骗了你，退出可能也会非常昂贵，或者你可能会损失投资。
当既没有办法指明规则，又需要专属于关系的投资时，结果通常是垂直整合成一家企业。那家煤矿可能会买下那条铁路，机器会在拥有车间的一家企业内运作，等等。另一方面，当一家企业因为规模变大而日益无法匹配偏好和技能时，它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指出的，关于技能和偏好的知识的分发中存在规模不经济，正是社会主义运行起来比市场经济糟糕得多的重要原因。更广泛地说，这些不经济性限制了企业的体量。特定的创新（例如工业革命发端时刻的会计，以及过去两个世纪中出现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增强一个企业内的知识可靠分发，因此让企业的规模得以扩大。
能够更好地覆盖突发事件、或者减少关系专属投资需要和退出费用的创新，可以降低大企业的吸引力，并有利于更多数量的更小企业。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常常是一种合约形式的中间状态得到采用，比如特许经营。特许经营是一种长期合约；粗略地说，合同指定了许多运作一盘生意的基本规则，但将临时或独特的问题留给在地的运营者自己决定。
我们将很快转向可能是最重要的交易费用，度量价值的费用，也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类型的交易费用，虽然最开始是在市场的语境下被研究的，但并不仅仅在市场或者嵌入市场的制度中存在。它们会出现在根据一组规则（或者习惯）而转移物品或给予服务的任何时候，不论这些规则是简是繁。这些费用不仅提供了一种基础来比较非市场的制度，和市场外的制度（比如向市场供货的企业），也会发生在许多其它制度中，包括我们通常不认为是经济制度的制度。比如说，古代的继承制、婚姻、朝贡、征税，以及侵权法，都是财富转移的重要部分。所有这些也都受制于上面列出的主要交易费用 —— 也包括作为本文主题的价值度量费用。
价值度量
价值度量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它出现在所有交易系统中 —— 互惠互利、以物易物、货币（中文译本）、信用、雇佣，以及市场买卖中。它在敲诈、征税、朝贡，以及司法惩罚的设定中，都很重要。甚至动物的互惠互利行为也离不开它。想想交换好处的猴子们 —— 比如用一些水果来换取背部抓痒。互相抓痒可以去除自己看不见或者够不着的蜱虫和跳蚤。但多长时间的抓痒交换多少水果，才算是双方都认为 “公平” 的互惠互利呢（换句话说，才不算欺诈呢）？二十分钟的抓痒价值一个还是两个水果？水果是多大一个的呢？而且，二十分钟到底是多长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这相对容易解决的，比如吸血蝙蝠之间的血液延迟交换。这些蝙蝠在完成狩猎任务之后，要么会吃得太饱，要么就简直要饿死。吃得太饱的蝙蝠可以吐出一些血来喂那些还没吃到的。感恩的接受者可以记得这份好处，并在未来位置对调的狩猎中偿还。而且，实际上，一定程度的互惠互利会发生在吸血蝙蝠中，甚至是非亲属之间。
然而，哪怕是这个以血换血的简单情形，也比看上去要复杂许多。这些蝙蝠怎么估计自己得到的血的价值？它们会以重量、体积、口味、饱腹感，或是其它东西来估计恩情的价值吗？同样地，哪怕是猴子之间的 “你帮我抓背，我帮你抓” 简单交换，也有价值度量问题。
对动物来说，在绝大部分可能的交换中都无法克服这个度量问题。甚至于，记住长相并将长相与恩情关联起来，只是更简单的问题；双方在一开始对一份恩情的价值估计以充分的准确性达成一致的能力，可能才是动物间互惠互利的主要障碍。
这可能也是人际交换的最主要障碍。许多类型的交换，可能远远多于绝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因为参与的一方或双方无法估计交易的价值而变得不可行。绝大部分今天可以成型的市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存在的，很大原因就是潜在的市场参与者无法度量价值：估计交易对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使用这种估计来发现并同意一种共同的客观度量手段。价值的度量曾经是，现在也是许多跟市场相关的经济制度的发育中的重要问题。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会计，对于大型公司和现代征税系统的产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表象来确定一个产品的价值必然是不全面的，而且代价高昂。比如说，购物者可以看到一种苹果是鲜艳的红色。这可能跟它的味道（也就是一般来说购物者真正想要从苹果中得到的好处）有相关性，但很难说完全一致。苹果的外观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指标 —— 有时候一个苹果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里面却有烂点。我们将间接的度量手段 —— 比如光泽、红色、重量 —— 称为 “代理指标”。实际上，所有的度量手段，除了理想市场中的价格，都是代理指标 —— 真正的价值是主观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不会明说的。
这样的观察也有代价。你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挑出最亮、最红的苹果，而且与此同时，你可能会磕碰别的苹果。卖家可能会因此给苹果打上一层腊，然后反过来又变成买家的麻烦，因为他可能被腊欺骗，而且还要把腊吃下去。有时候，这些度量费用仅仅来自于诚实沟通的不完美。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给苹果打蜡的事，这些费用是因为理性自利的参与者在可以观察的事项上出花招。
度量是制度的关键部分 —— 比如拍卖、合约、会计系统、法律侵害规则、征税规则，等等 —— 它们让参与者之间的激励趋于一致；在参与这些制度以前，这些参与者的激励是不相容的。我们可以将度量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挑选现象和即将用来度量的单位；第二部分，在度量这些属性时，尽可能减少激励不一致的参与者对度量过程的干扰。
代价的度量通常比价值的度量要客观得多。因此，最常用的代理指标就是各种各样的代价。案例包括：
a. 以工作时间 而不是产出的数量（计件）或其它可能的指标来支付工资。时间度量的是牺牲，也即员工所放弃的机会成本。
b. 会计师为资产记录和报告的绝大部分数字都是成本，而不是卖出资产时有望获得的市场价格（可以回收的货币）。
d. 非法定的货币和收藏品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稀缺性 —— 也就是它们的替换成本 —— 而获得了价值。
现在，我们来看一组尤为困难的度量问题 —— 征税者所面临的问题。税收是一种最受抵触的经济关系 —— 参与者的激励冲突是最严重的 —— 因此参与者之间的度量游戏呈现出了最严峻的形式。
征税者问题
征税是政府中效率最高的部门。其效率甚至堪比许多私营机构。
从许多纳税人的角度看，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因为征税者拿走的都是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花的钱（谢谢您哪！），而且常常把这些钱花在完全是铺张浪费的地方。而且，他们采用的规则常常看起来是非常武断的。税收规则常常很复杂，却从不考虑那些对我们的收入非常重要、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纳税人的事件。
收上去的税如何花掉了，不在我们上述效率观点（征税工作很罕见地高效）的讨论范围内。只有征税过程本身，以及收税的规则，是我们要说的。本文将用两个证据来证明收税规则的效率：
- 首先，我们将证明，为什么征税者有激励变得高效（以及在这个语境下，“高效” 究竟是什么意思）
- 其次，我们要研究创造征税规则的问题，并看到度量价值的难题如何浮出水面。税收规则通过聪明的、常常极为隐秘的方式解决了价值度量问题，就像在私营机构和法律部门中发展出来的解决方案。通常（因为，比如说，有了会计），征税者也会使用私营企业中用来度量价值的解决方案（比如，股份制公司中的缺席投资人管理关系，absentee invest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正是这些非常困难以及反直觉的取舍抉择中，以及贯彻这些取舍的一系列问询、审计和集体行动中，征税者高效地优化了自己的收入，即使花钱的结果在纳税人看来是非常浪费的。
在获得收入这样能够让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受益的任务中，税务部门的激励跟政府的其他分支是一致的。相比税收机构，没有任何一种组织能够以更少的开支获得更多的收入。当然，他们可以动用强迫，但他们也必须克服跟会计系统的其他用户（比如大公司的股东）相同的度量问题。所以，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税务部门有时候是价值度量技术的先驱，而且常常是第一个将它们大规模运用的。
就像其他类型的审计师一样，税务员的度量问题也比看起来更困难。投资经理 Terry Coxon 有很好的介绍 【6】。糟糕的，或者说不准确的度量，将让一些行业能够低报自己的收入，同时迫使其他人为自己并不拥有的输入支付缴纳税款。Coxon 说明了结果：受到伤害的行业可能会萎缩；低报收入的行业则缴纳了比应该缴纳的更少的税收。在两种情况下，税务机构都只拿到了比适用更好规则的情况下更少的收入。
这是 “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在特定行业的命运中的运用。拉弗曲线由聪明的经济学家 Arthur Laffer 提出；在这条曲线上，随着税率上升，收入会增加；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躲避，以及逃离被征税的活动的激励，收入增加的速度会日渐慢于税率上升的速度。在特定的税率上，因为这些原因，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值。将税率提高到拉弗最优水平之上，会产生更低（而不是更高）的政府收入。讽刺的是，拉弗曲线被用于支持低税率，但它本身是一种最大化政府收入的征税理论，而不是最大化社会福利或者尽可能满足个体偏好的税收理论。
从更广的视野看，拉弗曲线可能是关于政治史最重要的经济规律。Adams 【1】 用它来解释帝国的兴起和衰落。最成功的政府一直都遵循了自身激励的潜在指导 —— 既包括他们对收入的短期欲望，也包括他们相比于其他政府的长期成功，根据拉弗曲线来尽可能获取收入。那些让纳税人负担过重的政府，比如苏联和晚期的罗马帝国，最终都沦落为历史的垃圾堆，而收入低于最优水平的政府常常会被国库更充足的邻居政府。在历史上，民主制政府常常通过更加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征服府库空虚的国家）来维持高税收收入。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外部威胁的国家，以至于可以在非军事领域铺张浪费。他们的税收制度比以往大部分类型的政府都要更接近拉弗最优水平。（此外，他们的奢侈也可能是因为核武器在震慑威胁上的效率，而不是因为民主制政府在提高税收收入上有更强的激励。）
应用拉弗曲线来研究税收规则对不同行业的相对影响，我们得出结论：尽可能增加税收收入的愿望，导致征税者希望准确地度量作为税基的收入和财富。度量价值对于确定纳税人有无逃避税收以及逃离被征税活动的动机极为关键。为此，纳税人可以（也真的）使用许多方式来干扰这些度量。比如说，绝大部分避税计划都基于纳税人尽可能少报价值，同时尽可能增加实际的、归属于其私人的价值。征税活动里面也有激励不兼容的度量游戏，跟 雇主-雇员、投资人-经理、店家-顾客 之间的游戏类似，但严峻得多。原告与被告（或者被法律判处有罪的一方）也类似。
与会计规则、侵权法以及合同条款一样，征税规则的选取也涉及牺牲复杂性（或者更广义地说，度量的代价）来获得更准确的价值度量。而且最糟糕的是，跟其它规则制定问题一样，规则的挑选最终也会回到价值的主观度量。因此，出现了大量税收条款不公平或者可以规避的案例。因为征税者没有读心术，税收规则和判定都必然转化成对 “合理的” 或者说 “一般人” 在这种情况下的偏好的主观价值判断。Coxon 提供了下列例子。设想我们想要尽可能优化个人所得税规则，以尽可能准确地度量收入。我们可能会从这样的分析开始：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人为了获得薪水，总是会发生一些成本和之处。他上下班要付出交通费。他可能会买一些如果不是做这份工作就不会买的衣服，或者为了工作而在外就餐。而且他可能已经花了几千美元来获得这份工作所要求的技能和知识。
理想情况下，度量其收入的准确规则应该以某种方式，将这些开销全都考虑在内。这套规则应该扣除交通费（除非他喜欢清早和傍晚在镇上游荡）。还应该扣除体面衣服的成本（就是说，扣除他做了和没做这份工作时，在衣服支出上的差额）。还要扣减在外就餐和在家吃饭的价格差异（除非他总是在外面吃饭）。而且，每一年，这套理想规则都要扣减掉其教育费用的一部分（除非他在学校里晚期没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或者他从中获得的快乐已足以弥补这些费用）。
因为复杂性也要有个限度，而且
因为税务官没有读心术，所以政府让他们依循一些武断的规则：交通费不能扣除，工作场合之外也能穿的衣服不能扣除，不是 “商业应酬” 的午饭不能扣除，获取工作技能的代价也不能扣除（虽然可以扣除提升你的技能的代价）。
最终的规则常常看起来是武断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是通常不明显但很聪明的取舍，要在更准确的度量（也意味着更多的度量费用）与从中获得的额外收入间取得平衡。然而，这样的价值度量问题不是征税所独有的。在评估合同法和侵权法中的侵害时，在指定行政法和刑法中的罚金时，都涉及此类问题。在合同、会计和其它工具中出现的许多私人部门规则，也拥有这样的效果：使用隐秘的度量工具，并且，在细致的考察中被证明是对近乎无解的问题的聪明解决方案（没有用到读心术，也没有带来覆盖所有情形的不可接受的复杂性）。这样的度量问题发生在每一种经济系统和关系中。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最好解决方案，在绝大部分制度中也只能说是聪明，远远谈不上完美。这里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尝试提升这些度量的失败社会实验，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拉弗曲线和度量费用也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税收方案对政府的相对好处。比如说，在工业革命以前，所得税是无法征收的。绝大部分税收都是根据卖出的商品的价格，或者对财富的多种特殊度量，比如房子的正面面积。（这种度量游戏导致，你现在依然能在一些欧洲城市，比如阿姆斯特丹，找到很高、很深但很狭窄的房子。这些房子的楼梯非常窄，以至于普通的家具都得使用一个小型起重机通过窗户进出；起重机本身就是这类房屋的一个共同特征。）
- 税收扭曲了荷兰的经济 —— 没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 “扭曲”。阿姆斯特丹的这些房子建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通常都使用这种狭窄的旋转楼梯。家具和其它大物件都得通过顶楼窗户之上的小型起重机搬进去。 -
在工业革命以前，收入是非常私密的事情。然而，从 19 世纪的英国开始，大工厂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广义地说，大工厂和股份制公司，是因为两阶段的会计技术进步而成为可能的。第一阶段是复式记账法，是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为了相互贸易的银行和 “超级公司” 而发展出来的。第二个阶段是会计和报表技术，是为了荷兰和英国的更大规模的股份制公司而发展出来的；这些公司的起点是 17 世纪的印度。会计让 管理人-企业所有者 可以追踪雇员，并且，（在第二阶段），让非管理人的所有者可以追踪管理人。这些会计技术，以及工人的识字能力和算数能力的提高，给征税者提供了新的方法来度量价值。一旦这些更大的公司占据了一个司法辖区内的价值交易的足够大比重，政府利用这些度量技术就成了理性选择，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 结果就是有史以来最有利可图的税收方案，所得税。
虽然这些上市企业的投资人和管理人的激励不像征税者和纳税人那样冲突得那么厉害，在度量上耍花招的激励依旧十分强劲。我们来看看，工业革命之后，投资人所面临的挑战 —— 管理人的会计游戏。
财务报表上的无形资产
在今天的商业中，无形资产 —— 比如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商标、人力资源，等等 —— 已经成了比有形资产更有价值的部分。广义来说是商业，狭义来说是会计，使用成本作为价值的代理指标是常见做法。实际上，虽然一项资产的实际经济价值是预期未来现金流收入的折现价值，绝大部分资产都是基于其生产成本（而不是预期未来现金流）而被分配一个价值数字的。
这一般来说是有用的，因为（a）成本数据通常有可验证的时间，这些事件可以签名和审计，而对现金流的预测则更多只是对未来的猜测；（b）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预期管理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只会在他们预计（平均而言）可以获得更大回报的地方花钱；（c）财务报表的专业读者已经从经验中知道了管理人可以玩什么花招（他们会玩花招是因为他们的激励与其他股东不同），可以发现管理人不理性决策的信号（例如，对特定的资产超额投资，或投资不足）。
因此，有经验的读者在看财务报表时，从来不会过分拘泥于有形资产的会计数字、孤立地看待它们。实际上，有形资产的这种表面上的清楚特性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误导。有经验的审计师知道绝大部分会计数字代表的都是成本而非价值，并且会运用自己对行业的知识来确定这些成本可以多好地反映出其价值。比如说，一个天真的读者只会看当前资产的面值，而有经验的读者则会寻找存货或者应收账款的异常增长之类的情况。财务报表的实际作用是基于充分验证的事实，为分析师提供线索，而不是给那些希望给一家公司估值的人提供自我安慰的最终答案。
一些反对将无形资产纳入资产负债表的意见是无效的。比如说，有人认为企业内部生成的无形资产无法估价，因为它们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然而，独特的工业投资和存货也常常是一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例如个别计价法（specific identification）这样的方法来评估内部生成的资产，那么也可以应用到内部生成的无形资产上。分摊多种无形资产的共同生产成本（比如用在两个不同软件中的一个软件库）可以基于有形资产成本摊销的长期经验。
另一种更加有效的反对意见是，无形资产的实际价值，也就是其预期现金流收入，比绝大部分有形资产都要不确定得多。因此，以成本来映射价值也会不确定。只有在多种投资的聚合包上，这样的映射才能获得更高的确定性。然而，一些有形资产的价值也是很不确定的，也被基于生产成本分配了价值数字。理性的管理者会考虑这些风险，给自己的初始投资的价值打折扣。无形资产也可以这样做。有经验的读者会知道什么时候要预期高不确定性。通常，他们会要求具体投资的管理部门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为无形资产提供更多细节是非常明智的，后面我还会回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出于会计或者说财务报表的目的，许多人提出的对无形资产的度量措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许多度量措施据说与预期现金流收入有关（比如，统计网站的点击次数、客户留存率，等等，以估计一个品牌的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可以使用时间预期价值而非生产成本的唯一情形是，这项资产现在就可以在一个公开的高效竞争市场中得到定价。（比如说，公开出售的商品的存货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估计价值。）否则，使用成本（实际的支出事件）会好得多，然后，就让财务报表的资深读者来妥善地解释这些数字。
以下是对特定类型的无形资产的具体评论和提议：
专利和版权
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公司都可以拥有这些法律权利。版权（copyright）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但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和国家也很难实际控制。专利（patent）的定义可能非常模糊，所以不确定会不会丧失对实际技术的权利。不过，可能管理人会考虑这些风险，然后给他们的初始投资打折。因此，如果成本可以在特定的专利和著作权之间分摊，成本就构成了这些专利和版权资产的价值的代理指标。这非常类似于对未来现金流高度不确定的有形资产使用成本数值，然后让有经验的读者来解释最终的数字。
品牌
在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公司都对自己的商标拥有法律权利。公司们可以进一步控制人们的感觉，只要他们的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会影响人们的感觉。一些大品牌的名字表现出了非常持久的价值，虽然价值较低的很有可能被遗忘。我们可以将当前对有形资产的投资、维护和贬值的会计处理复制到对品牌的投资和维护中，同时，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也会倾向于忘记没有得到维护的品牌。
人力资源
雇员并不是公司的财产，但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同质的，有一些粘性。实际上，这些粘性可以通过公司的人员流动率来度量。流动率是一个非常容易审计的数字，也许提供了给一项由雇佣和训练的成本决定的资产折旧的绝佳方法。
对无形资产的最终评论
除非股东们在特定类型的无形资产投资上获得了长期经验，否则，终将难以判断哪一项成本是理性的、能够满足股东利益。不过，大量的报表实验，对于更准确地向股东报告资产的价值非常关键（虽然绝大部分都会失败）。解读满是无形资产的财务报表是有经验的分析师的工作，非业余读者所能胜任。对于专家来说，越多信息越好 —— 对于支出的详细记录，以及它们在无形资产之间的摊销，对有经验的股东来说比汇总后的记录更重要。这样的详细记录应该向股东出示，尽管在保密上可能产生异议。只有对这些细节的长期经验才能教会股东是否以及如何评估包含无形资产的汇总资料。
结论
对价值的度量是人类文明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天才和微妙的解决方案 —— 从市场到货币，从计时工资到成本会计 —— 都是从动物到文明的最重要步骤中的一部分。从历史上来，对一种价值度量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大企业中使用的会计）也让其它制度成为可能（例如所得税，必须首先解决同样的问题，才能跟其它税种竞争）。现在，随着我们走出了有形工业品主导经济的时代，无形资产会计可能成了最重要的价值度量问题。
参考文献
（还在构造中）
- Adams, Charles, For Good and Evil: The Impact of Taxes on Civilization
- Barzel, Yoram, 1982. “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 no 1:27-48
- Cheung, Steven N.S., 1969. A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ung, Steven N.S.,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 no 1:1-22
- Coase, R.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no. 3:386-405
- Coase, R.H.,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Coxon, T., 1996 Keep What You Earn, Times Business/Random House
- Hayek, F.,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 Williamson, Oliver,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1985